《台湾的恩人群像录》:启蒙者

书名:《台湾的恩人群像录》

第三章启蒙者(节录)

一个国家社会迈向现代化之路,国民素质高低至关紧要,而教育品质常是其关键因素。台湾在大清帝国统治时代,上学识字是少数人才有的权利,多数人民无缘接受教育,文盲到处可见。直到十九世纪末叶进入日本时代,普罗大众透过公学校等国民教育体制,才逐渐普遍有机会学习识字与接触现代文明;台湾许多国民小学从进入二十一世纪前后陆续欢度百年校庆,翻开它们的校史发展,都可追溯到日本时代推行的国民普及教育。

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佛大学教授沈恩(AmartyaSen)在日本纪念终战七十年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访问,从国家社会发展的角度,特别推崇这一始自明治时代所推动的「日本模式」: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国民识字能力,并重视卫生医疗,以增进国家社会发展的基础。明治时代中期起成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也受大局牵动,因教育普及而随之逐步迈向民智开放与社会现代化时期。

不过,在进入日本时代之前,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其实已在福尔摩沙开展启蒙工作,致力兴学与教育;儘管其规模较小,也非全面而普遍,对这片土地人民的贡献仍极显着。

传教士在社会基层耕耘,主要是为了传播福音。在十七世纪的荷兰统治时代,南台湾麻豆、新港一带的西拉雅族,已有机会透过罗马拼音的「新港文」阅读、书写,接受主日学校教育。十九世纪下半叶之后,西洋传教士进一步经由设立识字班、推广台湾母语罗马字系统或通称的白话字,以扫除文盲,致力让普罗大众读懂《圣经》,并接受外来文化。由于白话字比汉字易学易懂,一般人只要几星期就可学会,且读、说、写一致,既有助传教沟通,也有利教育推广。在战后国民党政府禁绝母语教育前后,白话字是台湾老辈通信所使用的文字之一,如今仍为保留母语的有效工具。

识字、读书都需要字典,西洋传教士以白话字翻译《圣经》之外,也编着字典,流传到今天。启蒙工作有赖传播媒体,一八八五年至今持续发行的《台湾教会公报》,是台湾第一家、也是发行最久的报纸。它以白话字印刷出版,报导内容虽以教会新闻为主,透过教会在各地活动所反映的风土人情及新闻事件,成为登载近一百多年来台湾历史的珍贵纪录。

不仅如此,西洋传教士也兴办学校,有培育本土传教师养成班、神学院,以一般汉人为受教对象的中小学,专注女性及原住民教育的学堂,还创立了盲人学校。这些学校都开风气之先,为台湾现代教育史上之首创。经由这一过程,台湾人民开始有机会接触西方现代文明及科学知识,加上日本时代普及的国民教育,战后的持续注重,一个多世纪以来,台湾的教育发展蓬勃活络。

在十九世纪西洋传教士到来之前,台湾的教育制度和内容处于传统相因且未现代化。清朝时代,虽有官设的各地儒学、收偏远学子的社学(包括招募原住民的「番学」)或清贫孩童就读的义塾,也有民间的书房、书塾、学堂等,加上介于两者之间的各地书院。所有这些,都不是普及的国民义务教育,且课程内容主要为往后的考试(科举)而定,限于经学及艺文,重背诵、引经据典,论述受八股框限,鲜少触及科学现代知识;私塾更有师资不齐、修业年限不一等品质问题。

相形之下,在西方教育中最基本而普通的学科,如地理、算术,汉人社会却很少人重视。这样的教育制度与内容,导致民智不开,无以造就现代化国民,社会传统保守,跟不上外在环境的变化,也难以持续。

在台湾传教超过四十五年的长老教会牧师甘为霖,曾评论台湾在清国统治下的教育状况︰

「岛上的教师遍布,但官员对他们不闻不问。这些教师不仅在教学技巧上不得要领,甚至缺乏教导一些简单的科目,如算数、地理的能力,这些对于求学的孩子们是相当不利的。」

在受教育机会属少数人才得以享有的社会,甘为霖对所谓「读书人」自不敢恭维︰

「他们是以孔孟思想为主轴的士绅阶级,备受尊崇,寻常百姓把他们当成智慧的宝库,认为他们相当幸运,只要教书和做些吹毛求疵的琐事,就能赚得一大笔钱。他们大约有七成的学识是赝品,只是不断地强记中国经典,并跟随这些经典的传统诠释罢了。他们排外的心态,众所皆知,实在很难在其他地方,找到这幺一群气度狭窄而不切实际的人了。」

十九世纪清治末期在嘉义的一次旅行中,甘为霖亲睹了这种教育制度之下所导致的社会集体无知和迷信,连有地位身份地位的「读书人」与官员都不例外。那是一次发生月蚀的景象,他看到知县和部属来到广场,站在供桌后,点了几柱香,开始进行冗长的祭拜:

「当月亮开始变暗时,知县的动作变得激动起来,底下的所有民众则努力敲锣打鼓、放鞭炮,每个人好像发疯似的,一直在那裏大吼大叫。当然,不会有天狗或巨龙受得了这种叫嚣,所以过了不久,嘉义的月亮又露了脸,民众便很安心地去庆祝了,直到下一次日蚀月蚀再发生。」

相形之下,西洋传教士带来新式教育,为台湾教育现代化迈开脚步。百年树人,长年耕耘积累,一百多年来,他们作育英才无数,所设学校有些至今仍弦歌不辍。

传教士兴办教育,初衷自与宣教的宗旨关係密切。一八六九年,来自英国苏格兰长老会的传教士马雅各为培育台湾青年传道人才,在府城始创传教师养成班,这是台南神学院的前身。一如他身为西洋传教士的先驱,马雅各的这一教士养成班也是当时的第一家。

培养本地传教师,且让他们知识与热诚兼备,是包括马偕在内等西洋宣教者从在台湾实务中很深刻的体会。从而,传教士所兴办的学校,除了神学及宣教实务,也着重自然人文及科学的知识传授,其教育内容及教学方式,绝非汉人传统教育所能相比。不妨用马偕的话来说:

「在北台湾宣教工作的主要计画是培训本地传教者。.传教者要能令人民尊敬而且能持续工作,就必须具有知识而且有热诚。.我每次出去旅行、设立教会,或者探索荒野地区时,都会携带我的地质槌、扁钻、透镜,并几乎每次都带回一些宝贵的东西,存放在淡水的博物馆。我曾经试着训练我的学生,用眼明查、用心思索,以了解自然界蕴藏在海里、丛林里、峡谷中的伟大讯息。」

事实上,马偕教导学生的课程,除了《圣经》及神学相关课目,还有「教会史」、「地理」、「天文」、「解剖学」、「生理学」等文史和科学学科。

一八七七年,同样来自英国苏格兰的巴克礼发扬光大,接手并合併府城及打狗的传教师养成班,扩充为「大学」(Toa-oh,CapitalCollege),担任校长,教师有李庥、施大闢(DavidSmith)及甘为霖三人,学生十三人,包括贫农子弟,这就是现今台南神学院的由来。

「大学」做为教士养成学校,传授神学,注重品格培养,外加传道实务,课程不仅包括汉文,还首创科学教育,举凡物理、地理、地质、天文、摄影⋯⋯,尽入课程。学生除了做实验,也有机会透过大型望远镜观察土星、木星、月球等天文景观,理解阳曆与农曆的区别,大开知识与心胸视野,突破一百四十年前只重背诵的汉人教育窠臼。巴克礼以宗教与科学兼备,开启了台湾现代化教育先河。一八八五年,长老教会中学堂(长荣中学)成立,这是台湾第一所西式中学;巴克礼也是创校者之一。在北台湾,马偕一八八二年创建牛津学堂(OxfordCollege,汉名「理学堂大书院」,今真理大学)。在淡水的这一学堂取名牛津,是因经费得自马偕的故乡加拿大安大略省牛津郡乡亲加币六千二百一十五元捐款。马偕亲自参与选地、绘图设计,并监督工程。学堂所授的学科,除了神学,还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学理论及临床实习等,完全是新式教育。

两年后,他再成立女学堂,招收三十四名学生;与一八八七年成立于府城的长老教会女学校,都开风气之先,为台湾的女子现代教育迈出步伐。

在此之前,李庥于府城倡议女学,但他因染疟疾,英年早逝,由牧师娘伊丽莎(ElizaCooke,1828-1902)以台湾第一位女宣教师接棒,完成设校。一八八七年二月,「新楼女学校」开学,为南台湾之首创,入学的条件是「不裹小脚」,后来发展为长荣女中。

不过,开创风气并不容易,受到传统礼教约束,汉人女性抛头露面的机会甚少,重男轻女观念具体展现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传统,把女性识字、上学视为非属必要,其识字率因此远低于男性。宜兰平埔的噶玛兰族人曾亲炙马偕传布福音,对淡水女学堂最为捧场,女学堂因此有不少原住民女生。

启蒙的工作,使当时教育尚不发达、就学机会不普遍、文盲佔绝大多数的汉人社会,从识字、接触基督福音到接受现代化课程,得以学习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医学理论及临床实习等知识,也因接触现代文明而解放思想,消除迷信。马偕把教育对象扩及识字率较低的女性,女学堂还提供免费食宿;另一部分平埔族人也因经由参与教会活动,有机会开拓精神层面的视野。从而,对当时男尊女卑、视原住民为化外之民的保守社会,都有正面而深远的影响。

来台湾的传教士既以白话字为推广普罗大众说、读、写及沟通的工具,编纂白话字字典便成必要的工作。这方面最着名的,当属甘为霖一九一三年所编着的《厦门音新字典》,通称「甘字典」。

「甘字典」出版时台湾已进入日本时代,在横滨印刷,台湾教会公报社发行一千册。它参考《康熙字典》及前此西洋传教士所编同类字典,收列约一万五千字,附录还有普通地名及人名、圣经中的地名及人名、字姓、六十甲子及节季、字部等表。注释用法均採白话字,读者可经由厦门音来识字,出版后深受欢迎,一九二四年再版。发行以来,在同类字典编纂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至今且为保留台湾母语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台湾的恩人群像录》:启蒙者

有关白话字字典,除了甘为霖之外,最早与马雅各一起从打狗进入台湾,考察传教可行性的杜嘉德,一八七三年编有《厦门音汉英大辞典》(Chinese-EnglishDictionaryofVernacularorSpokenLanguageofAmoy)。这一辞典经巴克礼修补增订,是为一九二三年的《厦英大辞典增补》。另外,马偕编着的《西台字典》或《中西字典》(ChineseRomanizedDictionaryofFormosanVernacular)于一八七四年刊行,一八九二年增补,收九千四百五十一字,共二百二十六页。

传教士不仅经由教育、兴学、编着字典等开阔了台湾人民的心智领域及眼界,在实际生活也引进西方饮食文化,丰富了台湾人的盘中飧。马偕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在北部各地传教时,发现农民种植的蔬菜只有十多种,乃引进欧美蔬菜种子,透过传教士及信徒免费分发北部各地,其中包括如今相当普遍的高丽菜(Cabbage)、花菜(Cauliflower)、蕃茄、敏豆、红萝蔔等,既增进农民收入,改善生活,也改变了台湾人的饮食。

台湾民主先知彭明敏的祖父彭士藏年轻时,曾受僱为巴克礼的厨子,饮食习惯在耳濡目染、亲自尝试之后,深受影响。对此,他有一段文字描述:

「祖父⋯⋯看到他们每日早餐前喝杯果汁,十分诧异不解,后来自己也染上,恐怕是史上第一个有此习惯的台湾人。母亲昔时住入女宣教师小私塾,女宣教师们种植外来的蕃茄,台湾少女们初嚐之,被其其味怪臭吓倒,但后来开始喜欢之,亦成为史上或许是第一批爱吃蕃茄的台湾少女。」

日本有评论者认为,「明治维新是从吃外国料理开始的」,因为料理代表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文化、制度、传统。台湾的现代化之路,饮食的改变而多元,也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现象。

外国传教士长期奉献台湾,深度融入本地社会,身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异乡人,他们都先对台湾有深入研究查考,启蒙者本身也立下学习求知的极佳榜样。马偕学习台湾话的过程,尤其在「放牧水牛的草原」向牧童学习,就是显例。

马偕一八七二年在淡水独自展开传教工作,语言是最须克服的难题之一。他刚到台湾,曾在南部与李庥牧师共事两个月,跟他学会了台语的八个音调。到了淡水,既没有老师,也无初学者所常需的入门书籍,他改从与僕人交谈中学习,最终却屡让僕人不胜其扰而求去。有一天,他在草原上碰到一群牧童,经过两天试探互动,第三天起每天和他们聊天、玩耍四、五个小时,听到新字或词就记下来,晚上再查字典学汉字,并大声练习,训练自己的发音与听力。其间,他尽量避开西洋人及会说英语的汉人。如此认真学习,不到五个月,马偕已可使用台语做他第一次讲道。

台湾在一八九五年进入日本时代之后,教育开始普及,报纸及出版等文化事业也逐渐发展,沈恩教授所指出的「日本模式」推广及于殖民地台湾,台湾人的教育知识水準明显提升。亲身经历台湾从清朝时代走入日本时代的甘为霖有一段观察:

「在这股前进的潮流中,福尔摩沙并没有被遗忘。八岁以上的孩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每个大村庄都设有公办学校,提供免费的日语和汉语教学;在台北、中部的台中、南部的台南,每天都有日文和汉文报纸发行。」

经过传教士的基层耕耘,启蒙之后的台湾社会,至此走向全面的现代教育与民智提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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